上海徇私枉法罪案发场景汇总：违法降格处理与轻罪重罚解析

导语：一场“打招呼”引发的刑事风险

在司法实务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因“打招呼”“说情”而被追责的案例并不少见。其中，“徇私枉法罪”是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包庇纵容的典型罪名。本文以贵州省丹寨县人民法院（2014）丹刑初字第59号刑事判决书为样本，深度剖析刘建*案中涉及的“违法降格处理”问题，并系统汇总徇私枉法罪的所有案发场景，帮助当事人及其家属、法律从业者全面理解该罪名的构成要件、常见形态及辩护要点。

一、判决书核心内容与法律认定

1. 案情简述

被告人刘建*，原任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副局长。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徇私枉法罪、受贿罪，主要事实包括：

• 2010年10月，黔东南州公安局朱某某（另案处理）带队检查“凤凰池”洗浴中心，发现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该中心负责人陈某二请刘建帮忙，刘建向朱某某“打招呼”要求从轻处罚，导致该犯罪行为被降格为行政案件处理，事后刘建*收受陈某二贿赂3万元。
• 2014年3月，刘建投资的“曼谷雨林”洗浴中心被查出卖淫嫖娼，刘建向办案人员“打招呼”使其从轻处罚。
• 2014年初，刘建*收受“开山”爆破公司负责人唐某某2万元，并在爆炸物品审批中提供帮助。

2. 法院最终判决

丹寨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 关于徇私枉法罪：刘建向朱某某“打招呼”请求对凤凰池从轻处罚，但具体作出处罚决定的是朱某某，刘建没有共同参与实施，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徇私枉法罪。
• 关于受贿罪：刘建*收受陈某二3万元、唐某某2万元，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曼谷雨林空股部分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 最终以受贿罪判处刘建*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万元。

二、违法降格处理：徇私枉法罪最常见的案发场景

本案中，虽然刘建未被认定构成徇私枉法罪，但判决书明确记载了朱某某在刘建“打招呼”后，将凤凰池的容留、介绍卖淫犯罪行为降格为治安案件。朱某某的这一行为，正是典型的徇私枉法罪中的“违法降格处理”场景：

• 本应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追诉的犯罪事实，因“打招呼”被改为行政处罚；
• 本应刑事拘留、逮捕的嫌疑人，仅被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
• 本应追究的刑事责任，因人情、关系、利益而被人为“消化”掉。

“违法降格处理”是徇私枉法罪中“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的常见表现形式。司法实践中，这种操作往往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 “以罚代刑”：对已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仅作行政处罚或罚款了事。
2. “降格定性”：将犯罪事实曲解为一般违法，或将重罪降为轻罪。
3. “拖延不办”：对应当立案的案件长期不立案，或立案后消极侦查、搁置。
4. “通风报信”：在查处前向被查对象泄露信息，使其逃脱追诉。
5. “选择性取证”：只收集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忽视或隐匿有罪证据。

三、徇私枉法罪的所有案发场景汇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指导案例，徇私枉法罪主要有以下五大案发场景，每个场景下又有细化形态：

场景一：违法降格处理（轻罪重罚、以罚代刑）

这是实务中最常见的案发类型，主要发生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和审查起诉环节。

• 典型行为：办案人员明知嫌疑人构成犯罪，但因收受财物、亲友请托、地方保护等原因，将刑事案件降格为治安案件、行政案件，或者将重罪降为轻罪。
• 详细情形：
  • 将涉嫌强奸罪的最低刑期三年以上，降格为治安拘留；
  • 将涉嫌贩卖毒品罪“零包”多次认定为非法持有少量毒品；
  • 将涉嫌盗窃罪数额较大的事实认定为治安盗窃，仅作罚款；
  • 将涉嫌开设赌场罪改为“娱乐场所违规经营”；
  • 将涉嫌容留卖淫罪改为“介绍卖淫”的行政违法；
  • 将涉嫌职务侵占罪定性为民事纠纷，调解结案；
  • 对符合逮捕条件的嫌疑人建议不批捕或释放；
  • 对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不予追诉，仅追诉从犯。
• 核心关键词：刑事立案标准、追诉标准、行政处罚边界、降格处理、案件移送、集体讨论、审批环节。

场景二：对明知有罪的人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

这是徇私枉法罪的核心形态，不限于降格，还包括完全不追诉、阻碍追诉等。

• 典型行为：
  • 接受嫌疑人家属贿赂，将案件材料私自销毁或隐匿；
  • 利用职务便利，为犯罪嫌疑人办理虚假的“投案自首”或“立功”材料，减轻罪责；
  • 在侦查阶段故意遗漏关键证据，引导侦查方向偏离；
  • 在审查逮捕阶段，对明显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作出“无逮捕必要”的不批捕决定；
  • 在起诉阶段，对证据充分的案件强行作出存疑不起诉或绝对不起诉决定；
  • 向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协助其逃跑或串供；
  • 在上级领导过问时，隐瞒事实真相，谎称“无犯罪事实”或“证据不足”；
  • 将同一犯罪事实拆分给多人承担，使每人的数额均达不到立案标准。
• 核心关键词：包庇、放纵、不予立案、不批捕、不起诉、通风报信、隐匿证据、串供。

场景三：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

与包庇有罪的人相反，这种场景是“枉法追诉无辜”，常见于报复陷害、虚构事实。

• 典型行为：
  • 为了打击报复，伪造、变造证据，对无辜者立案侦查；
  • 明知证据不能证明犯罪，仍然强行批捕、起诉；
  • 在刑事案件中故意将民事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
  • 对已依法作出无罪判决或不起诉决定的人，再次以同一事实立案；
  • 教唆他人作伪证，陷害特定人员。
• 核心关键词：报复陷害、伪造证据、虚假指控、无辜追诉、滥用职权。

场景四：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

该场景仅适用于法院刑事审判人员，属于“刑事枉法裁判”。

• 典型行为：
  • 接受一方请托，在事实认定上颠倒黑白；
  • 故意曲解法律，将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
  • 在量刑中故意偏离法定幅度，对理应重判的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或免刑；
  • 违反证据规则，非法采信虚假证据，排除关键证据；
  • 对案件合议时施加不当影响，强迫其他法官顺从自己的意见。
• 核心关键词：审判人员、枉法裁判、故意违背法律、量刑失衡、证据采信、合议庭。

场景五：与受贿罪交织的“双罪名”风险

徇私枉法往往与受贿行为相伴。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又构成徇私枉法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数罪并罚）。但在实务中，若受贿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可能以受贿罪论处；若徇私枉法情节恶劣，也可能被认定为徇私枉法罪并从重处罚。

• 典型行为：
  • 收受当事人财物后“打招呼”；
  • 与中介、掮客形成利益链条，按“成果”分成；
  • 长期接受特定关系人的吃请、旅游、消费，形成利益输送。
• 核心关键词：受贿罪、数罪并罚、从一重罪、利益输送、特定关系人。

四、本案启示：为什么刘建*不构成徇私枉法罪？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刘建*犯徇私枉法罪，但法院未予认定。其中原因值得深入分析：

1. 犯罪主体是否适格？

刘建时任凯里市公安局副局长，属于司法工作人员，主体上符合徇私枉法罪要求。但该罪的主体不一定是办案人员，任何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司法工作人员均可构成。刘建具备主体身份。

2. 是否“明知有罪”？

判决书指出，刘建*在替凤凰池“打招呼”时，根本不知道被处罚的人是否有罪。他仅是基于朋友请求，要求“从轻处罚”，并未明确知道被查人员构成犯罪。而徇私枉法罪要求必须是“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缺乏“明知”要件，是法院否定该罪的关键原因之一。

3. 是否“利用职务便利”？

刘建向朱某某打电话说情，利用了其公安局副局长的身份和人情关系，但并未直接利用主管、承办该案件的职务便利。徇私枉法罪要求行为人利用本人直接负责或主管刑事追诉活动的职务便利。朱某某才是案件承办人，刘建的“打招呼”属于“利用人情干预办案”，而不是“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决定案件结果”。

4. 是否“共同实施”？

法院认为刘建没有与朱某某共同参与实施枉法行为，只是单独说情，朱某某出于情面自行决定降格。如果刘建与朱某某事前通谋，或者共同策划如何降格处理，则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但本案中缺乏共谋证据，刘建*仅起到了“请托”的作用，不构成共同犯罪。

5. 对当事人的启示

这起案例说明，并非所有“打招呼”都必然构成徇私枉法罪。但对于办案人员而言，只要与职务相关，收受财物后请托办案，极易构成受贿罪或滥用职权罪。刘建*虽然逃过徇私枉法罪，却难逃受贿罪的追责。这也警示司法工作人员：纪律红线不可触碰，刑事法律风险无处不在。

五、辩护要点与当事人关注痛点

若您的家属或本人因涉嫌徇私枉法罪被调查、指控，以下辩护要点和痛点细节值得重点关注：

1. 主观明知：是否明确知道被包庇之人构成犯罪？仅怀疑或不确定，不构成“明知”。
2. 客观行为：是否实施了具体立案、侦查、起诉、裁判行为？单纯“打招呼”“建议”而不直接决策，可能不构成。
3. 因果关系：降格处理或不予追诉的结果，是否由行为人的职务行为直接导致？若系他人决定，不能归责。
4. 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行为人是否拥有对该案件的管辖、侦办或审批权限？没有权限，则不直接符合该罪。
5. 是否共同犯罪：有无共谋、分工、利益分配？若无共同故意，仅单向请托，一般不构成共同犯罪。
6. “情节严重”的认定：即使构成徇私枉法，还要看是否具备“情节严重”情形（如多次枉法、造成错案、串供毁证、致人重伤死亡等）。
7. “徇私”的范畴：徇私包括徇私情、徇私利。但仅为工作失误、业务水平不足，不属于“徇私”。
8. 数罪并罚问题：若同时收受贿赂和枉法，要比较法定刑轻重，选择适用更重的罪名，避免双重处罚。
9. 立功与自首：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徇私枉法罪行，可能构成自首；检举他人犯罪可能构成立功，影响量刑。
10. 程序辩护：超期羁押、非法证据排除、同步录音录像审查等，均可作为辩护突破口。

六、结语

“违法降格处理、轻罪重罚、以罚代刑”是徇私枉法罪的高发场景，也是刑事司法正义被严重破坏的典型表现。从刘建*案可以看到，法律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履职公正性有极高要求。无论是否最终构成徇私枉法罪，一旦触碰刑事侦查、追诉的权力边界，就可能面临严重的刑事追诉。

作为当事人或家属，理解这些案发场景和法律规定，有助于在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也可以避免因“无知”而陷入更深的刑事风险。

章海，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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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徇私枉法罪常见咨询问答（上海地区实务参考）

Q1：我是上海某区公安分局的民警，朋友开的棋牌室因涉嫌赌博被查，我打电话让承办民警“照顾一下”，会构成徇私枉法罪吗？ A：如果您明知棋牌室经营者涉嫌犯罪，仍利用职权或影响力要求不予追诉或降格处理，可能构成徇私枉法罪。但若只是普通“说情”，未利用本人职务便利，且不确定是否构成犯罪，一般不会成立徇私枉法，但可能面临违纪或滥用职权风险。

Q2：上海静安区法院的法官，收受当事人财物后在刑事判决中判了缓刑，现在检察院以徇私枉法罪立案，是否合理？ A：刑事审判人员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属于徇私枉法罪的范围。如果缓刑判决明显违反法定条件、量刑严重畸轻，且收受财物，检察院可以依法立案侦查。

Q3：在上海市闵行区，公安派出所把一起盗窃案以治安案件罚款了事，受害人能否控告办案民警构成徇私枉法罪？ A：可以。盗窃数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却以罚代刑，属于典型的“违法降格处理”，涉嫌徇私枉法。受害人应收集行政处罚决定书、损失证明等材料，向检察院或上级公安机关举报。

Q4：我是上海某检察院的检察官，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来被指控徇私枉法罪，怎么辩护？ A：重点审查主观上是否“明知”嫌疑人有罪。如果现有证据确实达不到起诉标准，作出存疑不起诉是合法履职，不构成犯罪。还应分析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是否因私情私利而故意枉法。

Q5：上海宝山区一个洗浴中心因容留卖淫被查，老板托人找关系，最终只罚款没有刑事立案，哪些人会构成徇私枉法罪？ A：负责查处的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审批人员，如果明知构成犯罪而故意降格处理，可能构成徇私枉法罪。中间“打招呼”的人若未直接参与办案，可能构成受贿罪或介绍贿赂罪，但一般不构成徇私枉法共犯。

Q6：浦东新区某派出所副所长，收受嫌疑人亲属5万元后，将涉嫌贩毒的案件做成“非法持有少量毒品”移送，该副所长构成什么罪？ A：构成徇私枉法罪和受贿罪，根据刑法规定从一重罪处罚。该行为属于“重罪降为轻罪”，是典型的枉法包庇行为。

Q7：嘉定区法院刑事法官接受辩护人请托，采纳虚假证据导致无罪的人被判有罪，是否属于徇私枉法？ A：是的。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属于徇私枉法罪。法官采信虚假证据、违背事实裁判，可以认定故意枉法。

Q8：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重审判决后，原审法官被另案处理，家属如何判断原审法官是否构成徇私枉法罪？ A：需要看原审法官是否存在收受财物的行为，是否明知证据不真实仍故意采信，以及所作裁判是否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若只是法律适用争议，不构成犯罪。

Q9：虹口区某刑警大队中队长，在侦查阶段故意遗漏关键有罪证据，使嫌疑人逃脱追诉，会被立案调查吗？ A：会。故意隐匿、毁灭有罪证据，致使有罪的人不受追诉，直接符合徇私枉法罪的客观要件。这是典型的案发场景。

Q10：杨浦区某派出所民警，因亲戚涉嫌寻衅滋事，在民警出警时故意不收集现场监控，导致案件无法立案，该民警构成什么罪？ A：可能构成徇私枉法罪。利用接处警、勘查现场的职务便利，故意不收集证据使嫌疑人逃脱追诉，属于包庇有罪的人。

Q11：普陀区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办案检察官收受贿赂后以“无社会危险性”为由不批捕，能否追责？ A：可以。对符合批捕条件的嫌疑人故意不批捕，放任其逃避追诉，属于徇私枉法。若同时收受财物，还可能构成受贿罪。

Q12：黄浦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为涉黑嫌疑人通风报信，致其逃匿，如何定性？ A：通风报信使有罪的人逃脱法律追诉，属于徇私枉法罪；若系一般刑事犯罪中的帮助逃避处罚，也可能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具体根据职责范围和行为方式认定。

Q13：青浦区法院刑庭庭长，对醉驾造成事故的案件以“危险驾驶罪”缓刑处理，但实际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否属于枉法？ A：如果明显故意混淆罪名、降低法定刑幅度，属于重罪判轻罪，可能构成徇私枉法罪。但若属法律定性争议，一般不构成。

Q14：奉贤区某派出所治安民警，在办理卖淫嫖娼案件时，收钱后故意不处罚，放走嫌疑人，该民警构成什么罪？ A：对明知有违法甚至犯罪事实的人不予处理，若已构成刑事犯罪，则涉嫌徇私枉法罪；若仅构成治安违法，则可能构成受贿罪或滥用职权罪。

Q15：松江区某派出所所长，指使下属将一起聚众斗殴的刑事案件改为民事调解处理，是否构成徇私枉法？ A：构成。指使下属对已构成犯罪的案件不立案、不追诉，属于利用领导职务实施包庇行为，下属可能构成共犯，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Q16：金山区检察院承办人，在审查起诉中发现嫌疑人可能无罪，但迫于领导压力提起公诉，后来法院判无罪，承办人是否构成徇私枉法？ A：需证明是否“明知无罪”且“故意追诉”。若仅仅是业务判断错误或受非法干预，不构成。若明知无罪仍起诉，则可能构成。

Q17：上海长宁区一名律师，教唆当事人向办案人员行贿以实现降格处理，律师会构成什么罪？ A：律师可能构成行贿罪或者徇私枉法罪的共犯（若与司法人员共谋）。此外，还可能因伪造证据等行为被追究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Q18：崇明区某公安局法制科民警，负责审核把关案件定性，在收受好处后对已涉嫌犯罪的事实作出“不构成犯罪”的审核意见，如何定性？ A：这是典型的利用审查职能包庇犯罪，构成徇私枉法罪，即使他不是具体承办人，只要其审核意见具有决定性作用，就属于利用职务便利。

Q19：在家属被“降格处理”的案件中，当事人（嫌疑人）已经被行政处罚过，之后还能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吗？ A：如果原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实质上已构成犯罪，且有新证据或经查实系枉法降格处理，可以重新启动刑事追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Q20：上海某区公安民警被指控徇私枉法罪后，家属怎么申请取保候审？ A：在侦查阶段可以向检察院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提交没有社会危险性、证据不清等材料。徇私枉法罪属于职务犯罪，通常由监察委或检察院调查，取保难度较大，但若涉案情节轻微、认罪认罚、退清赃款，仍有机会。

Q21：徇私枉法罪的追诉时效如何计算？ A：根据法定最高刑确定。徇私枉法罪最高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追诉时效为十五年。若在追诉期限内又故意犯罪的，前罪追诉时效从犯后罪之日起重新计算。

Q22：上海崇明区监委调查的公安民警职务犯罪案件，会不会在调查阶段允许律师会见？ A：监察委调查阶段律师不能会见。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律师可以阅卷、会见。家属应尽早委托律师，在移送审查起诉后第一时间介入。

Q23：涉嫌徇私枉法罪，但已积极退赃，能否不起诉？ A：要综合情节轻重。如果降格处理仅涉及轻微犯罪、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退赃且认罪认罚，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但若导致严重错案或恶劣社会影响，一般仍会起诉。

Q24：上海某区法院副庭长，在判决书中曲解法条，将已经达到数额巨大的诈骗案认定为数额较大，被上级改判，是否一定构成徇私枉法？ A：不一定。还要看是否有收受贿赂或徇私亲情的证据，以及是否故意错误适用法律。仅因业务水平不高或对法律理解有误，属于错案责任，不构成犯罪。

Q25：被枉法追诉的无罪者，能否要求国家赔偿？ A：可以。如果因徇私枉法被错误逮捕、起诉、判决，可以依据国家赔偿法申请赔偿，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名誉权损害等。同时可以向纪检监察或检察院举报办案人员。

Q26：上海徐汇区公安分局民警，为了帮朋友“平事”，将涉嫌寻衅滋事的嫌疑人批评教育后释放，事后接受吃请，朋友并未构成犯罪，民警是否构成徇私枉法？ A：如果嫌疑人行为确实不构成犯罪，则民警不构成枉法追诉或包庇；但接受吃请、违规释放可能构成违纪或滥用职权。若嫌疑人行为已达犯罪标准，则可能构成徇私枉法。

Q27：司法鉴定人收受好处出具虚假鉴定意见，导致犯罪嫌疑人被错误定性，司法鉴定人能否构成徇私枉法罪？ A：司法鉴定人不是司法工作人员，一般不构成徇私枉法罪，但可能构成伪证罪或包庇罪。若其与办案人员共谋，可以成为徇私枉法罪的共犯。

Q28：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如何发现办案机关有“降格处理”的线索？ A：通过会见嫌疑人、了解案件定性、查阅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比刑事立案标准，以及关注同案犯的处理情况，可以发现异常。若有“以罚代刑”的情形，建议向同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申请立案监督。

Q29：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办理的跨区职务犯罪案件，家属如何确定办案单位？ A：一般职务犯罪由监察委调查后移送检察机关，具体管辖根据涉案级别、数额、影响确定。家属可以到涉案人员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或当地检察院查询。

Q30：涉嫌徇私枉法罪的办案人员，被采取留置措施后，家属能过问案件情况吗？ A：留置期间案件处于监察调查阶段，一般不公开案件信息，家属不能过问。建议委托律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供法律咨询，并留意后续移送审查起诉的节点。

Q31：上海奉贤区一名辅警，协助民警办案时故意销毁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辅警能否构成徇私枉法罪？ A：辅警不是司法工作人员，一般不单独构成徇私枉法罪，但可以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或包庇罪。若有民警教唆、共谋，可作为共犯追责。

Q32：徇私枉法罪中的“情节严重”包括哪些情形？ A：包括：多次实施枉法行为；对多名犯罪嫌疑人包庇或追诉；造成被追诉人重伤死亡或者错案；严重损害司法公正；社会影响恶劣；涉及黑恶势力犯罪等。情节严重法定刑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Q33：上海某区公安分局办案人员收受嫌疑人手机一部，价值不多，但帮其降格处理，手机价值影响定罪吗？ A：不影响徇私枉法罪的成立。“徇私”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即使价值不大，只要属于“私情私利”，即可构成。

Q34：如果我举报公职人员徇私枉法，应该向哪个部门提供证据？ A：可以向当地的纪委监委派驻机构或者人民检察院直接举报。需要提供具体线索，如案件编号、处罚决定、关键证据、相关人员身份等，便于启动调查。

Q35：上海松江区法院法官被指控刑事枉法裁判，案件再审改判后，再追究法官刑事责任，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 A：不属于。再审改判解决的是原判错误，追究法官刑事责任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Q36：徇私枉法罪与其他滥用职权罪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A：徇私枉法罪只能发生在刑事追诉或审判活动中，且必须具有“徇私”动机，并以包庇有罪、追诉无罪或枉法裁判为内容。滥用职权罪范围更广，不限于刑事领域，且不要求“徇私”。

Q37：上海静安区检察院对民警涉嫌徇私枉法案作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如何救济？ A：被害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若属于自诉范围），或者通过申诉渠道请求复查。

Q38：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负责侦查的民警只追诉了从犯，故意漏掉主犯，属于什么行为？ A：属于“对明知是有罪的人故意包庇”，构成徇私枉法罪。遗漏主犯通常与降格处理、选择性执法紧密结合，是案发常见场景。

Q39：上海黄浦区某派出所民警在办理卖淫案时，收取“保护费”后长期不予打击，除受贿外是否还构成徇私枉法？ A：如果卖淫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而民警明知却不查处，属于包庇。长期放任不管，可能构成徇私枉法罪；若仅是一般的治安违法场所，则可能构成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

Q40：犯罪嫌疑人在被降格处理后，又实施新的犯罪，原办案人员是否需要对后续犯罪承担责任？ A：如果原办案人员的枉法包庇行为与后续犯罪有直接因果关系，即如果当时正常追诉，能防止后续犯罪发生，则可能被认定“造成严重后果”，在徇私枉法罪中从重处罚。

Q41：上海宝山区法院法官收受律师好处后，在刑事判决中给被告人伪造自首情节，法官构成什么罪？ A：构成徇私枉法罪。伪造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属于故意违背事实作枉法裁判。

Q42：办案中因为“限期破案”压力，刑讯逼供获取虚假有罪供述，导致无辜者被追诉，是否构成徇私枉法？ A：刑讯逼供构成刑讯逼供罪；若明知是无辜者仍以虚假证据追诉，可能同时构成徇私枉法罪，应从一重罪处断。

Q43：上海闵行区检察机关在办理徇私枉法案时，如何确定具体损失或危害后果？ A：通常考量被包庇者的社会危险性、是否继续危害社会、冤案对个人和司法的损害程度、舆论影响等，具体由办案机关综合评估。

Q44：辩护律师在徇私枉法案件中，如何有效运用“主观不明知”的辩护策略？ A：通过同步录音录像、会议纪要、审批文件、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办案人员当时对案件是否构成犯罪的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或者仅认为是行政违法，即可否定“明知”。

Q45：上海各区公安分局的办案人员因“打招呼”被追究刑责，家属委托律师的时间点为何时最佳？ A：调查机关首次对其采取留置措施或刑事强制措施时，家属即可聘请律师。律师能提供心理指导、了解基本案情、在移送审查起诉后第一时间阅卷并提出辩护意见。越早介入，越有利于保障合法权利。

Q46：徇私枉法罪与“执法错误”的界限在哪里？ A：关键在于是否故意、是否徇私、是否明知。因法律理解分歧、证据判断失误、工作粗心等原因导致的执法错误，不构成犯罪；只有主观上出于私情私利，故意作出违法决定，才构成徇私枉法。

Q47：上海静安区的警察家属收到立案通知书，案由是“徇私枉法罪”，应该马上退赃吗？ A：建议在律师指导下进行。对于收受财物部分，积极退赃有助于获得从轻处罚；但盲目退赃可能被认定为承认全部犯罪事实，需结合具体案情决定。

Q48：在同案中，一名办案人员构成徇私枉法，其他只是“提供帮助”的辅助人员，如何区分主从犯？ A：主要看谁起决策作用、谁具体操作、谁获得利益。提供联络、传递信息、协助隐匿证据等辅助作用的，可认定为从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Q49：外省公安民警在办理案件中受贿后又徇私枉法，案件可以由上海司法机关管辖吗？ A：一般由犯罪行为地或犯罪嫌疑人所在地管辖。但如果犯罪行为与上海有关联（如赃款流向上海、同案人在上海），或者由上级指定管辖，上海司法机关也可依法管辖。

Q50：文章中提到刘建*案最后未认定徇私枉法罪，这对上海类似案件有什么借鉴意义？ A：说明“说情打招呼”未必直接构成徇私枉法罪，更关键的是行为人有无对案件的具体处理权、是否明知有罪、有无共同故意。这为上海此类案件的辩护提供了“精准切割”思路，但也要警惕受贿罪等其他罪名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