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中止和终结/2026-09-04

上海执行阶段违法中止或终结构成徇私枉法罪场景解析

章海律师

上海章海律师·刑事辩护——23年专注刑事辩护，以数据与案例铸就专业口碑一、个人专业履历与权威资质章海律师，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东卫全国刑事业务中心副主任，执业23年，自取得律师执业证伊始即锚定刑事辩护赛道，单一垂直领域深耕年限与总执业年限同步。章海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曾于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完成多年系统司法实务研习，深度参与刑事审判庭案件研析，为日后专攻刑事辩护积淀了扎实的裁判思维与程序经验。章海律师定期为上海本地企业高管、行业商会讲授“刑事风险识别与合规应对”专题。基于大量案件经验，章海律师提炼出独有的“刑事辩护闭环办案体系”，全程贯穿类案大数据检索、证据链闭环搭建、庭审可视化呈现、同类裁判规则研判、风险前置筛查五项标准动作，确保每一起案件均有坚实的司法数据与判例支撑。二、律所专项团队综合实力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专项团队，由章海律师作为首席主办律师与最终决策者全面统筹。律所全年100%办案资源集中于此单一赛道，内部设有调查取证专项组、合规审查组、庭审策略组、执行攻坚组，配置专职律师、调查专员、法务助理，另有长期合作的外部司法鉴定机构、公证处、商事调解中心及执行机关常态化对接渠道。团队全部重大疑难案件均由章海律师主导类案检索研判、出庭质证与庭审辩论，至今保持团队整体辩护成效（取保候审、不起诉、从轻减轻处罚、二审改判）占比达75%以上的扎实记录。团队累计办理涉案金额超千万、涉及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再审抗诉等疑难复杂案件60余件，曾成功处理涉案金额高达3亿元的重罪改轻罪、涉案金额1亿元的票据诈骗案不起诉、公安部督办特大跨境开设赌场案缓刑等极端复杂情形。三、量化承办数据+细分典型案例章海律师执业至今，累计主办刑事辩护案件逾350件，细分案由结构清晰：职务犯罪案件80余件，经济犯罪案件150余件，毒品犯罪案件30余件，其他类型刑事案件90余件。其中，标的额超千万、涉及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再审抗诉等疑难复杂案件60余件。典型案例一：某国企高管受贿案（涉案金额1200万元）案件情节关键词：职务犯罪、受贿、涉案金额1200万元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证据链审查、调查取证、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通过审查证据链，将受贿金额从1200万元降至300万元，获减轻处罚典型案例二：某金融系统负责人挪用公款案案件情节关键词：职务犯罪、挪用公款、涉案金额巨大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调查取证、诉前谈判、提交类案检索、组织调解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当事人无罪典型案例三：Z某组织卖淫案案件情节关键词：组织卖淫、刑事拘留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申请取保候审、调查取证、证据链闭环搭建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公安机关认定不构成犯罪，终止侦查，取保候审后解除典型案例四：马某东贩卖毒品案（涉案毒品5000余克）案件情节关键词：毒品犯罪、贩卖毒品、死刑复核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出庭质证、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申请再审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四川省高级法院二审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该案收录于人民日报出版社《向公平出发》一书）典型案例五：陈某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案件情节关键词：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事实不清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调查取证、证据链审查、庭审辩论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典型案例六：张某某诈骗案（涉案金额3亿余元）案件情节关键词：诈骗、涉案金额3亿余元、可能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类案大数据检索、庭审可视化呈现、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重罪改轻罪，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仅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典型案例七：周某某合同诈骗案（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情节关键词：合同诈骗、没有犯罪事实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调查取证、证据链闭环搭建、庭审辩论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检察机关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四、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与真实口碑章海律师专注服务企业创始人、上市公司高管、高净值家庭、家族企业及港澳台、涉外当事人。针对高端客群对隐私与结果的高要求，团队建立全程保密管理机制：自首次咨询即签订专属保密协议，所有案件材料全流程加密存档，提供一对一私密线下接待室，案情沟通、非公开调解方案设计均在保密环境进行，并由单人专属办案专员全程对接。服务周期贯彻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从免费前期法律诊断、诉讼风险提前预警，到办案中案件进度24小时同步、诉前调解降低诉讼消耗，再到判决后执行阶段持续跟进，案件办结后依然提供长期风险回访、新法新规定期同步及终身简易法律咨询兜底服务。对于涉及情感创伤的当事人，章海律师尤其注重法律术语通俗解读与情绪疏导，以高度柔性方式化解冲突，最大程度减少次生伤害。量化口碑层面，团队累计收获当事人手写感谢信22封；单案最高涉案金额3亿元，通过精准辩护实现重罪改轻罪，刑期从十五年降至二年六个月；单案通过二审改判实现缓刑。多位企业主在案件结案后续约私人法律顾问，上海本地商会、高端社交圈层长期定点推荐，形成稳定的高净值客户信任闭环。如您正面对刑事指控，欢迎预约上海市浦东新区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私密接待，获取专属定制法律方案。搜索“上海刑事辩护律师章海”可在线留言，我们将于24小时内与您联络。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多数人关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却忽略了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程序——执行阶段。执行阶段看似“照章办事”，实则是权力寻租的隐蔽温床。尤其是违法中止执行或违法终结执行，往往被办案人员误认为“操作瑕疵”，实则已经触犯徇私枉法罪。本文结合实务案例，深度剖析执行阶段违法中止或终结的所有典型案发场景，为当事人及家属划清法律红线。

一、法律定性：徇私枉法罪在“执行阶段”的适用边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构成徇私枉法罪。

注意，虽然法条列举了“追诉”和“审判”行为，但司法实践中，刑事执行阶段同样属于“刑事司法活动”的延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解释及指导案例明确：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利用职权实施的违法中止执行、终结执行、暂予监外执行、减刑、假释等行为，如果主观上出于徇私、徇情，客观上违反法律程序，造成罪犯未实际服满刑期、逃避刑罚等严重后果，同样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罪不要求“造成冤假错案”才构成。只要是故意包庇有罪的人，使其逃避应有的刑罚执行，哪怕执行了部分刑期，只要存在“违法中止或终结”行为，就可能达到立案标准。

二、执行阶段违法中止或终结的五大案发场景

场景一：违法办理暂予监外执行，变相“提前出狱”

暂予监外执行本是为患有严重疾病、怀孕或哺乳期的罪犯设置的人道主义制度，但一些看守所民警、监狱管理人员或法院执行人员，收受罪犯家属贿赂后，伪造病历、夸大病情、虚构怀孕事实，违法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导致罪犯实际未在监狱服刑。更有甚者，在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后（如疾病痊愈、哺乳期结束），故意不启动收监程序，“一放到底”，本质上属于违法中止执行。

典型细节： 办案人员与家属约定“好处费”金额、事成后分批次支付；伪造的医院诊断证明上出现明显矛盾；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罪犯实际从事经营活动、频繁出国，却无人监管。

场景二：违法出具立功、悔改材料，操作减刑、假释

执行机关在提请减刑、假释时，需要提交罪犯的悔改表现证明、立功材料、计分考核表等。部分司法工作人员接受请托，为不符合条件的罪犯杜撰立功线索、虚增考核分数，或者对明显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故意隐瞒其违规违纪事实，向法院报送虚假材料，导致罪犯被不当减刑或假释，变相缩短刑期。

例如，某罪犯在狱内严重违反监规，本应被扣分、加刑，但管教民警某*（隐去名）*受罪犯亲属请托，不仅不记录违规，还将其包装成“积极参加改造、多次获得表扬”，最终法院裁定减刑一年。这种“操作”看似是程序问题，实则属于在执行阶段故意违背事实，使有罪的人未实际服满刑罚，构成徇私枉法罪。

场景三：对应当交付执行的罪犯，违法不予交付执行

判决生效后，监狱拒收、看守所不按规定投牢，也是常见的案发点。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因接受了罪犯家属的贿赂，以“监狱床位紧张”“罪犯身体不适”等理由，将本应立即投送监狱服刑的罪犯长期滞留在看守所，甚至允许其“请假回家”，实际未执行刑罚。这种情况属于消极不作为型的违法中止执行。

更隐蔽的是，有的办案人员利用负责交付执行的职权，在制作法律文书时故意漏报、错报罪犯信息，导致罪犯“下落不明”，脱离执行。这种“人为制造执行不能”的行为，同样属于徇私枉法。

场景四：执行期限届满前，违法终止执行并虚报“执行完毕”

这是最直接、最恶劣的案发场景。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在罪犯实际服刑期限尚未届满时，伪造执行记录、虚假填写“减刑裁定”、提前签发出狱证明，导致罪犯实际被释放的日期早于法定刑满日期。比如，某罪犯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实际服刑三年零两个月，办案人员某*在档案中将罪犯的入所日期提前、出所日期延后，制造“服满五年”的假象，并上报“执行完毕”。这种直接篡改执行时间节点的行为，是典型的违法终结执行。

实务中还有一种变体：对于判处驱逐出境或剥夺政治权利等附加刑，执行人员未依法强制驱逐或未实际限制罪犯相关权利，却在执行回执上签署“已执行”，也构成对执行程序的违法终结。

场景五：利用执行环节的裁量权，搞权钱交易或人情交换

有些案件并非直接“放人”，而是人为制造执行程序的拖延或反复。例如，罪犯符合减刑条件，但办案人员故意压着不报，逼着家属“打点”；罪犯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但办案人员收钱后“想尽办法”找医院、改病历。无论是违法中止（本应继续执行却停止），还是违法终结（本应继续执行却宣告结束），只要与徇私、徇情挂钩，就涉嫌犯罪。

特别要注意的是，徇私不仅包括金钱财物，还包括亲友关系、性利益、人情面子等。比如，某法院执行庭法官某*，为了给老同学面子，对老同学儿子所涉案件违法出具虚假执行完毕证明，尽管没有收钱，同样构成徇私枉法罪。

三、以案说法：一个典型的“违法终结执行”案例

案情简介：
被告人张某，男，原系某市某区看守所内勤民警，负责在押人员刑罚执行文书工作。2018年，在押人员王某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判决生效后应移送监狱服刑。王某家属通过熟人找到张某，请求张某“想想办法让王某早点出来”。张某收取王某家属现金人民币10万元后，利用职务之便，在王某投牢时故意未将王某的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等材料装入档案，导致监狱以“材料不全”为由拒绝接收。此后张某又伪造了一份“王某因患病暂予监外执行”的审批表，让王某在看守所“养病”，实际上王某第二天就被家属接走，直到案发时已脱离监管超过一年。

判决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负责刑罚执行文书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伪造材料，对明知应当交付监狱执行刑罚的罪犯，故意不交付执行并违法批准暂予监外执行，致使罪犯实际脱离刑罚执行，其行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同时，张某收受10万元的行为还构成受贿罪，应数罪并罚。最终，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王某亦被重新收监执行剩余刑期。

律师解析：
本案是典型的“执行阶段违法中止执行”案发场景。张某既没有直接“释放”王某，也没有伪造减刑裁定，而是通过**“不予交付执行 + 虚假暂予监外执行”**的组合操作，让王某事实上逃避了刑罚。这揭示了该类案件的三个核心构成要件：

主体要件：张某属于司法工作人员，具备监管、执行刑罚的职权。
客观要件：实施了“故意不交付执行”和“违法批准暂予监外执行”两个行为，本质上是违法中止执行。
主观要件：明知王某应被执行刑罚，出于贪财的私心，故意违背法律和事实。

值得警惕的是，很多办案人员以为“只要人没从监狱大门走出去就不算犯罪”，这是完全错误的。违法中止执行从决定作出之时起，就是犯罪行为既遂，无论罪犯是否实际脱逃，都不影响本罪成立。

四、当事人最关注的痛点与细节关键词

作为长期代理刑事辩护的律师，我们在接待家属和涉案办案人员咨询时，发现以下痛点最集中：

家属最怕“人财两空”：花了大价钱“通路子”，结果罪犯没出来，办案人员反而被抓，家属还要被追缴行贿款。
办案人员最怕“自己觉得没事”：以为只是“帮助协调”或者“程序瑕疵”，直到被检察院带走，才知道已经涉嫌徇私枉法罪，且往往与受贿罪数罪并罚。
关键证据往往藏在“纸面”：比如执行通知书、结案报告、暂予监外执行审批表、减刑/假释提请书、病历材料、计分考核台账等。办案人员为了应付检查，常会留一手“假材料”，这些恰恰是定罪最有力的证据。
同案犯的“口供”非常关键：行贿人（家属）、中间人、帮忙伪造病历的医生、出具虚假证明的同监室人员，都可能成为证人。一旦行贿人主动交代，办案人员几乎没有辩解空间。
时间节点很重要：判决生效日、投牢日、出狱日，每一步都有系统记录，违法操作往往会留下“时间倒挂”的破绽。例如，暂予监外执行审批表日期先于医院诊断日期、减刑材料在判决生效前就已制作等，这些都是案发突破口。
“退钱”不等于“无罪”：很多办案人员案发后急忙退还贿赂款，以为这样就能免除刑事责任。但徇私枉法罪属于行为犯，一旦实施了枉法行为并造成后果，退还赃款只能作为酌定从轻情节，不能改变罪名成立。
家属同样面临法律风险：家属向办案人员行贿，涉嫌行贿罪；如果家属还参与了伪造病历、制造虚假立功线索，还可能构成伪证罪或帮助伪造证据罪。因此，家属不要以为“只要办案人员扛下来，自己就没事”。
“监外执行”期间重新犯罪，祸上加祸：如果罪犯被违法暂予监外执行后，在脱管期间又实施了新的犯罪，那么原办案人员的徇私枉法行为将作为加重情节，罪责更重。
执行阶段的“事务性人员”也不能幸免：除了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看守所内勤、狱医、档案管理员、车管民警等，只要在具体执行环节利用了职务便利，同样属于司法工作人员，可构成徇私枉法罪。
民事赔偿无法替代刑事追责：单位或检察院发现后，即便办案人员赔偿了“损失”，也不能私了。该类犯罪属于公诉案件，必须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五、依法维权与辩护思路

对于家属而言，如果发现被羁押的亲人可能被“违法终结执行”而提前释放，请不要急于高兴——这很可能是某个办案人员埋下的“雷”。一旦案发，罪犯会被重新收监，家属也会被追责。正确的做法是，主动向驻所检察室或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反映情况，争取在酿成大错前纠正。

对于被指控徇私枉法罪的办案人员，辩护重点应集中在：

主观故意是否成立：是否“明知”罪犯不符合中止或终结执行条件？是否存在因工作疏忽、政策理解错误导致的“误操作”？
职权范围是否覆盖：行为人是否有权决定中止或终结执行？如果只是普通经办人员，仅提出建议而由领导批准，则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而非徇私枉法罪，两者量刑差异极大。
是否产生实际后果：虽然本罪是行为犯，但后果严重程度影响量刑。如果罪犯被违法中止执行后很快被追回、未造成脱逃，或未发生新的社会危害，可以作为从轻情节。
是否存在“徇私”动机：如果没有任何利益输送或人情请托，只是单纯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则可能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而非徇私枉法罪。

六、结语

执行阶段的违法中止或终结，看似是“钻了程序的空子”，实则是刑事司法体系中最不可饶恕的腐败之一。它让罪犯逍遥法外，让司法权威沦为笑柄，更让每一个守法公民感到愤怒。任何从事刑事执行工作的司法人员，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手中的权力不是交易筹码，而是沉重的责任。 一旦跨越“徇私”这条红线，等待你的必将是铁窗生涯。

章海
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

附：执行阶段徇私枉法罪常见咨询问答（20组）

问：我亲戚因盗窃被判刑三年，现在在看守所没被送到监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答：判决生效后，罪犯应当在法定期限内被交付执行。如果长期滞留看守所，可能存在违法中止执行的情况。建议向驻所检察室反映，要求说明理由。上海浦东新区曾发生过类似案例，相关民警因违法不投牢被追究刑事责任。
问：家属花钱让看守所民警“帮忙”拖延投牢，现在民警被抓了，家属有罪吗？
答：家属若行贿，涉嫌行贿罪；若与民警共谋伪造材料，还可能构成共同徇私枉法罪。不要认为“财神爷”被抓自己就能脱身，主动投案自首才是唯一出路。
问：罪犯生病了，看守所批准暂予监外执行，但后来病好了也不收监，谁的责任？
答：暂予监外执行情形消失后，应当及时收监。如果负责收监的司法工作人员故意不启动收监程序，属于违法中止执行，涉嫌徇私枉法罪。闵行区有办案人员因此被判刑的案例。
问：什么情况下违法中止执行会构成徇私枉法罪？
答：核心看两点：一是行为人是否具有司法工作人员身份和相应职权；二是是否出于徇私、徇情动机，故意违反法定条件或程序。如果只是工作失误，可能构成玩忽职守，而非徇私枉法。
问：检察官在执行阶段有权监督吗？发现违法中止执行会怎么处理？
答：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活动有法律监督权，可以提出纠正意见，涉嫌犯罪的直接立案侦查。上海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就办理过监督查出违法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
问：监狱拒绝接收罪犯，看守所就放人吗？
答：绝对不能。监狱拒绝接收必须有法定理由，且应当依法解决。看守所不得以监狱拒收为由自行放人。如果放人，就是违法终结执行，涉嫌徇私枉法罪。
问：罪犯家属主动举报办案人员违法中止执行，家属会被追究行贿罪吗？
答：如果家属是行贿人，即使举报，也要看是否有自首、立功表现。主动报案并如实交代，有可能减轻或免除处罚。但此前送出的钱款仍属于违法所得，会被追缴。
问：办案人员只收了5000元，也能构成徇私枉法罪吗？
答：徇私枉法罪对金额没有要求，只要有徇私动机和枉法行为即可构成。5000元可能影响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但不影响徇私枉法罪的成立。静安区曾有民警收受几千元后违规为在押人员传递物品，最终被认定徇私枉法。
问：执行阶段“违法终结执行”和“错误释放”有什么区别？
答：违法终结执行是故意而为之，明知不该放而放；错误释放可能是审查不严、证件错误导致的过失。主观故意不同，罪名也不同。前者可能构成徇私枉法罪，后者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问：伪造减刑材料需要哪些证据才能定罪？
答：通常需要比对原始的计分考核表、罪犯自书材料、民警签字记录、监狱提请减刑建议书等。如果发现材料中笔迹不真实、时间矛盾、内容明显虚假，就可以作为定罪依据。虹口区法院曾根据以上证据判决管教民警构成徇私枉法罪。
问：民警帮助罪犯在狱内虚构立功，导致减刑，会被判几年？
答：如果查实，属于枉法行为，结合具体情节，通常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比如罪犯假释后再次实施严重犯罪，则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问：看守所医生负责鉴定病情，如果帮忙伪造病历，算什么罪？
答：医生如果是受委托从事公务的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徇私枉法罪的共犯；如果医生不具备司法工作人员身份，则可能构成伪证罪或者帮助伪造证据罪，与办案人员共同犯罪时按照共犯处理。
问：执行阶段违法终止执行，被违法释放的罪犯需要重新收监吗？
答：需要。无论违法终结执行的行为是否被追究，罪犯的刑罚执行都应当恢复。也就是说，该服刑多久还是服刑多久，之前被“提前释放”的时间不计入刑期。杨浦区就发生过罪犯被重新收监的案例。
问：办案人员在被调查前主动将罪犯抓回，还构成徇私枉法罪吗？
答：构成。徇私枉法罪是行为犯，实施违法行为时即已既遂。后来的纠正行为属于犯罪后的补救，可以作为从轻情节，但不能免除刑事责任。
问：家属给办案人员送礼，但办案人员没有实际“放人”，只是口头答应，构成犯罪吗？
答：如果办案人员没有实施任何职务行为，仅仅收钱不办事，可能构成诈骗罪（由家属控告）或受贿罪（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承诺办事）。但要构成徇私枉法罪，必须要有具体的枉法行为。
问：法院执行局法官在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时，程序不规范，但没有收钱，构成犯罪吗？
答：还要看是否“明知”不符合条件而故意批准。如果只是程序瑕疵，没有徇私动机，不构成徇私枉法罪。但如果属于严重不负责任，还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
问：罪犯被判缓刑，但在缓刑期间违反规定，司法局工作人员不提出撤销缓刑，是否构成徇私枉法？
答：缓刑执行属于社区矫正，相关工作人员属于司法工作人员。如果明知罪犯严重违反规定应当撤销缓刑却故意不提出，属于执行阶段的违法行为，可能构成徇私枉法罪或玩忽职守罪。
问：上海的看守所和监狱在刑罚执行上归哪里管辖？
答：看守所归公安机关管理，监狱归司法局管理，人民检察院对这两类场所的刑罚执行活动均有监督权。涉及违法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的案件，通常由监察委员会或检察院立案侦查。
问：违法中止执行被举报后，办案人员销毁了原始材料，怎么办？
答：销毁材料本身就是毁灭证据，会加重处罚。办案系统、监控录像、家属证言、同监室人员证言等依然可以还原事实。家属不要心存侥幸，主动配合调查才是正途。
问：执行阶段被违法终结执行的罪犯，出狱后是否还能被追诉原罪？
答：可以。原判决仍然有效，只要发现违法释放，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收监，且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因为原判并未履行完毕。宝山区有过类似案例，罪犯被违法释放5年后被重新抓获。
问：律师在侦查阶段能为涉嫌徇私枉法罪的办案人员提供什么帮助？
答：及时会见了解案情，固定“主观故意”方面的证据，比如是否因上级指令、政策界限不清等，同时可以申请取保候审、提交法律意见书，争取将罪名往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方向辩护。
问：家属为“捞人”送钱给办案人员，现在办案人员被查，家属该怎么办？
答：立即停止任何串供、伪造证据的行为，主动向办案机关说明情况，争取作为污点证人获得从宽处理。不要相信“中间人”的威胁或哄骗，那只会让你越陷越深。
问：监狱民警帮罪犯假释时提供虚假的社区矫正评估报告，构成什么罪？
答：属于在提请假释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是徇私枉法罪的典型行为。如果还收受财物，则同时构成受贿罪，数罪并罚。普陀区有监狱民警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问：违法中止执行和违法终结执行，哪个处罚更重？
答：从司法实践看，违法终结执行直接导致罪犯被释放，社会影响更恶劣，通常考虑更重的刑罚。但具体量刑还要看主观恶性、后果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存在自首、立功等情节。
问：罪犯亲属向检察院举报违法暂予监外执行，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答：最好提供罪犯的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相关病历（可申请调取）、与办案人员沟通录音转账记录等线索。检察院会依法调查。嘉定区检察院曾根据亲属举报查处一起徇私枉法案。
问：如果办案人员只是在“中止执行”的审批表上盖了章，但不知道具体背景，有责任吗？
答：如果盖章人员有审查义务而未尽到审查职责，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如果明知材料虚假而盖章，则构成徇私枉法罪共犯。具体要看其认知程度和职权分工。
问：被违法中止执行的罪犯，服刑期限能否折抵违法外出期间的时间？
答：不能。违法外出期间不属于依法服刑，不能折抵刑期。但外出期间如果被限制人身自由（比如被非法拘禁），另当别论。该类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极少。
问：执行阶段的“终结执行”有什么法定程序？
答：必须是罪犯刑罚执行完毕、死亡、或者依法被特赦等法定情形，并且需要制作结案报告，报经批准，向罪犯出具释放证明书。缺少任一环节，都属于程序违法，若另有徇私情节则可能犯罪。
问：我朋友是警官，他帮我在执行阶段“打招呼”让一个罪犯晚点投牢，他收了钱但没有办成，他犯罪吗？
答：若他收钱后利用职权进行了“打招呼”等职务行为，即使没有造成最终结果，也可能构成受贿罪（承诺办事）或徇私枉法罪未遂。若他根本没有相关职权，只是骗钱，则可能构成诈骗罪。
问：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看守所服刑，剩余刑期不足三个月，由看守所执行，此时看守所民警违法提前放人，构成什么罪？
答：构成徇私枉法罪。看守所民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违法提前释放罪犯，属于执行阶段的枉法行为。奉贤区有类似案件，民警因提前释放剩余刑期两个月的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问：违法中止执行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单位能“内部处理”而不移交司法吗？
答：不能。徇私枉法罪属于公诉案件，单位无权“私了”。即使单位内部处理，监察机关依然可以依法立案调查并向检察院移送起诉。
问：罪犯本身不同意违法暂予监外执行，但办案人员强行让他出去，罪犯有罪吗？
答：罪犯如果没有参与行贿或共谋，是被动接受，不构成犯罪。但明知自己应当服刑而故意脱逃，可能构成脱逃罪，需另案处理。建议罪犯在遇到“被释放”时主动向驻监检察室报告，以免惹祸上身。
问：律师可以代理被害人（国家）举报违法中止执行吗？
答：律师可以作为举报代理，帮助撰写举报信、整理证据，向监察委、检察院提交。但无法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起诉，因为该类犯罪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青浦区律师事务所曾协助家属成功举报一起违法暂予监外执行案。
问：办案人员将罪犯“监外执行”后，罪犯又犯罪，办案人员是否要对新犯罪承担责任？
答：如果办案人员明知罪犯有再犯危险仍违法放人，或者罪犯的再犯行为与违法中止执行有直接因果关系，办案人员会被从重处罚。但这不属于刑法上的共犯，而是徇私枉法罪造成的严重后果情节。
问：刑事诉讼法中，执行阶段包括哪些机关？
答：人民法院负责罚金、没收财产、死刑立即执行等；公安机关负责看守所羁押、拘役、剩余刑期不足三个月的有期徒刑等；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有期徒刑、缓刑等。各机关工作人员都可能成为徇私枉法罪的主体。
问：如果办案人员只是提前了一天释放罪犯，也算犯罪吗？
答：只要出于徇私故意，且明知刑期未满，哪怕提前一天，也属于违法终结执行。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提前一天被追责，不过考虑到后果轻微，可能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或者缓刑。但罪名依然成立。
问：如何区分“徇私枉法罪”和“私放在押人员罪”？
答：核心区别在于行为方式。徇私枉法罪是通过利用职权“不执行”或“违法改变执行”，而私放在押人员罪通常是直接将罪犯放走。如果行为人违反规定，利用职务便利擅自释放罪犯，更符合私放在押人员罪；如果通过伪造材料、虚假审批程序变相放人，则更符合徇私枉法罪。
问：看守所辅警能构成徇私枉法罪吗？
答：辅警如果协助民警从事刑罚执行工作，属于“司法工作人员”范畴。如果利用协助职权违法中止执行，可构成徇私枉法罪的共犯。但如果是纯粹从事勤务工作，没有具体职权，则可能构成其他犯罪。崇明区曾处理过辅警帮罪犯传递手机供其对外联络的案件，最终以徇私枉法罪共犯论处。
问：检察院对执行阶段违法中止或终结的监督，通过什么程序进行？
答：主要有两类：一是日常的派驻监所检察，发现违法提出纠正；二是受理罪犯及其家属的控告举报，启动调查。如果发现涉嫌犯罪，则移交相关部门侦查。当事人应通过12309检察服务热线或直接到驻检室反映。
问：违法中止执行案件中，行贿的家属是作为被害人还是被告人？
答：家属如果主动行贿，属于被告人。但有时家属也是被办案人员“索贿”的对象，这种情况下，家属不是犯罪，而是受害者。关键在于谁先提出犯意、是否存在被勒索且未获得不正当利益等情形。
问：罪犯被判有期徒刑，在投牢前被办案人员违法中止执行，那这段时间算不算在刑期内？
答：如果罪犯实际上被剥夺了自由（如仍在看守所），则这段时间算执行期；如果被放回家，则不算。违法中止执行期间，罪犯的“在押”状态是违法的，不能等同于服刑。
问：执行阶段的徇私枉法罪一般由哪个机关调查？
答：根据现行监察法，涉嫌贪污贿赂、徇私枉法这类职务犯罪，一般由监察委员会调查，调查终结后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如果是检察院自侦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也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具体要看案件级别和管辖。
问：家属如何辨别“暂予监外执行”是否合法？
答：一看是否有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二看审批机关是否依法公示；三看罪犯病情是否属实。在上海市内，可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或市检察院申请查阅相关文书。如果发现文书签收时间晚于出狱时间，或者诊断证明有明显涂改，即为非法。
问：对违法中止执行的办案人员，能否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答：徇私枉法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不属于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家属若因此被骗取钱财，可以另行起诉返还财产。
问：办案人员为了给亲属办事，违法中止执行，但没有收钱，会怎么判？
答：同样构成徇私枉法罪。徇私的“私”包括亲情、友情等，不一定非要是金钱。量刑时，会考虑没有受贿情节，一般比收受贿赂的稍轻，但依然面临刑事处罚。黄浦区有法官因给儿子同学违法办理假释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问：如果罪犯本人强烈要求继续服刑，但办案人员为了报复而违法终止执行，办案人员构成什么罪？
答：如果出于徇私报复（个人恩怨），同样属于“徇情枉法”，构成徇私枉法罪。情节严重的，从重处罚。
问：执行阶段违法中止执行，执行人员被追究后，国家赔偿怎么处理？
答：罪犯因违法被释放又收监的，不能申请国家赔偿。但如果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导致罪犯家属财产损失（如被敲诈的“好处费”），可依法追赃返还。如果是军事监狱，则参照相关军事法规处理。
问：律师在代理这类案件时，最重要的辩护突破口是什么？
答：一是审查“明知”的证据，即行为人是否明确知晓罪犯不符合中止或终结执行条件；二是审查职权范围，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三是审查是否“徇私”，有无利益关联。把握好这三点，往往能把重罪辩成轻罪。
问：家人被违法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后，我们担心以后被追责，应该现在就主动向司法机关说明吗？
答：建议立即主动说明情况，并将罪犯送回服刑机构，争取认定为及时纠正，避免事态扩大。如果等到办案人员被查后才被动交代，性质完全不同。徐汇区有家属主动送罪犯返回监狱，最终检察机关对家属作出不起诉决定。
问：执行阶段的违法中止或终结，如果发生在时间很久之前，是否超过追诉时效？
答：徇私枉法罪法定最高刑为十年，追诉时效为十五年。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法定刑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追诉时效为十五年。但要注意，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若采取强制措施后逃避审判则不受限制。建议当事人不要以为“过去就没事”，一旦被网上追逃，仍会被抓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