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介绍贿赂罪案发场景全集：受托转交财物定性行贿共犯1

一、引子：一次普通的“帮忙”，为何成了刑事追诉的起点？

在腐败犯罪链条中，“中间人”往往扮演着看似不起眼却极为关键的角色。司法实践中，很多当事人最初只是出于人情、朋友关系，受托帮忙“转交”一笔财物，甚至未收取任何好处费，却最终被公安机关以“行贿共犯”或“介绍贿赂罪”立案侦查。这种对法律风险的认知盲区，正是大量贪污受贿类案件的导火索。

本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新0105刑初48号案件为蓝本，聚焦“受托转交财物”这一高频案发场景，系统梳理介绍贿赂罪的认定规则与潜在风险，帮助读者破除“我只是跑腿，不构成犯罪”的常见误区。

二、以案说法：从龚秀华案看“受托转交”的法律定性

1. 案件核心事实

被告人龚秀华，原系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七道湾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在协助政府从事征收补偿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3万元，并伙同他人骗取国家征收补偿款161万余元。在受贿事实中，有三笔款项系通过案外人“乔某1”转交：

2017年6月：王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乔某1向龚秀华行贿5万元。
2017年9月：木某因征收材料被扣留，通过乔某1向龚秀华行贿1万元。
2018年4月：吴某为顺利拿到征收款，通过乔某1向龚秀华行贿2万元。

上述三笔贿赂款均由乔某1代为转交。虽然判决书未对乔某1单独定罪（“另案处理”），但从司法实践看，乔某1的行为极有可能被评价为行贿罪共犯（帮助行贿人传递财物）或介绍贿赂罪（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

2. 受托转交财物的法律定性

根据《刑法》第392条，介绍贿赂罪是指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而《刑法》第389条、第390条规定了行贿罪及其共犯。司法实践中，“受托转交财物”的行为定性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维度：

| 维度 | 行贿共犯 | 介绍贿赂罪 | 不构成犯罪 | |------|---------|------------|-----------| | 主动性 | 主动代为联系、转交、撮合 | 客观上促成行贿受贿双方沟通 | 被动接收、无积极撮合行为 | | 明知程度 | 明确知晓系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 | 明知财物性质及行贿意图 | 不知情、无合理怀疑 | | 利益关联 | 可能与行贿人分赃、共享利益 | 可能收取“中介费”或基于人情 | 无任何利益牵连 | | 行为后果 | 帮助行贿行为完成 | 促成贿赂关系建立 | 未实质帮助贿赂完成 |

在本案中，乔某1多次为不同行贿人转交财物，且行贿人均系“非七道湾村村民”，明显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乔某1的多次参与、主动联系，很容易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具有共同行贿的故意”，从而构成行贿罪的共犯。

3. 当事人常见误区与痛点关键词

“我只是帮忙转交，对方自己答应的，我没收好处费” —— 这是最常见的抗辩理由，但法律并不要求“牟利”才构成犯罪。只要主观上明知是贿赂款，客观上实施了传递行为，且造成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结果，就可能被迫诉。

关键痛点关键词：

钱款交接方式：现金、银行转账、微信红包、支付宝等，电子痕迹极易被锁定。
借款名义：以“借款”掩盖行贿，但无还款意愿或能力则无法免责。
多次帮忙：即便单次金额小，多次帮助不同人行贿，可能被认定“情节严重”。
承诺感谢费：中间人若与行贿人约定“事成后分钱”，则直接构成行贿共犯。
深夜电话、暗示性语言：司法实践中常以通话记录、聊天记录佐证主观明知。

三、介绍贿赂罪案发场景全集：您可能踩过的“雷”

（一）场景一：同事、朋友请托“顺道带钱”

典型情形：行贿人（如工程老板）找到中间人（如普通公务员），请求“顺道帮我带个信封给某领导”。中间人碍于情面，未询问具体事由，直接转交。

法律风险：即使中间人未获利，只要明知“带钱”与领导职权相关，且对方存在请托事项，即可能构成行贿共犯。司法实践中，“明知”可基于合理推断——例如领导正负责该老板的项目审批。

（二）场景二：中间人主动牵线并代为转款

典型情形：中间人听闻某人需要找关系办事，主动联系行贿人“我可以帮你找某领导”，并安排见面、收取钱款、转交。中间人可能收取“中介费”或仅为人情。

法律风险：此时中间人主观上具有强烈的“撮合”意图，行为上主动创造贿赂条件，即使未牟利，也因“积极促成”而面临介绍贿赂罪指控。若同时收取好处，则可能数罪并罚。

（三）场景三：通过中间人传递“好处费”而非实物

典型情形：行贿人将现金或贵重物品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转交给受贿人。有时中间人仅代为保管、代为转交，甚至不知具体金额。

法律风险：受贿人否认收受、行贿人否认送出时，中间人的证言成为关键证据。实务中，中间人常因“说不清钱的来源和去向”而被认定为共犯。尤其当钱款通过中间人账户流转时，银行流水成为铁证。

（四）场景四：以“借款”名义为行贿人做掩护

典型情形：中间人向受贿人转交钱款时，双方出具“借条”，约定“到期还款”。但实际并无真实借贷关系，款项被用于行贿，中间人明知是该“借款”实为贿赂款。

法律风险：司法机关会综合审查双方关系、借款用途、还款能力等。若查实“借款”真相，中间人、行贿人、受贿人均难逃刑责。中间人往往被认定为行贿共犯，甚至可能构成使用虚假证据罪。

（五）场景五：中间人代表行贿人“谈价”并分赃

典型情形：中间人代表行贿人与受贿官员商定“感谢费”金额，事成后与行贿人按比例分账。中间人主导了行贿金额的确定和支付节奏。

法律风险：此时中间人已非辅助角色，而是行贿犯罪的核心参与者。即使行贿人主动提出，中间人参与“谈价”即表明共同故意，将直接以行贿共犯论处，且可能因数额巨大面临重刑。

四、律师提示：如何避免陷入“受托转交”的刑事陷阱？

凡涉及钱款交接与公职人员职权关联，坚决拒绝：无论对方如何保证“没问题”“只是朋友间帮忙”，只要涉及公职人员的请托事项，尤其是钱款物转交，应明确拒绝并留存拒绝证据（如微信聊天记录、录音）。
询问钱款性质与来源：若出于人情无法直接拒绝，至少应询问“这钱是做什么用的”“你和他什么关系”。若对方闪烁其词、含糊其辞，应立即中止。
不代收代转“现金”：现金是司法认定最困难的环节，但也是辩护律师最看重的突破口。然而对于中间人而言，现金转交往往意味着无痕操作，一旦案发，中间人的“记忆”将成为定罪的关键证明。
拒绝在非正常时间、非正常地点交接：深夜、偏僻场所、第三方场所（如茶楼包厢）的交接行为，可能被推定为主观明知。
主动咨询刑事专业律师：一旦察觉自己可能涉及“受托转交”行为，立即停止任何进一步动作，并尽快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切勿自行销毁证据、伪造聊天记录——这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妨害司法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