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虚增成本案中贪污与受贿的界限认定要点

贪污受贿案件中，如何准确区分两罪始终是实务争议焦点。本文以（2016）新0105刑初216号判决书为蓝本，剖析被告人肖某在单位采购中虚增价格、截留差价款的行为，解析法院未采纳“全部构成受贿罪”辩护意见的深层逻辑。核心价值在于：当行为同时具有骗取公共财产与收受个人好处特征时，需以“是否实际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关键边界，而非仅凭双方“约定”定性。

一、争议焦点：10万元究竟是“约定回扣”还是“骗取公款”

判决书显示，被告人肖某在为单位采购床上用品时，与供货商温某某私下约定：在每套430元市场价基础上，以每套930元结算，其中500元差价由温某某提取现金交给肖某。最终肖某收受温某某10万元现金，对应190套共计95000元差价，另多付5000元。

辩护人主张：商品市场价可达千元，单位支付176700元并未高于实际价值，肖某收受的10万元应视为供应商的“贿赂”，而非“骗取国家财产”。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肖某从温某某处收到的100000元，其中95000元为虚开发票骗取国家财产，而另外的5000元是温某某送给的好处费。”

二、法院认定贪污罪关键步骤：逐层剖析虚增成本行为

步骤一：审查是否存在“虚增成本”的合意与行为

判决书明确：“被告人肖某与供货商温某某私下约定，在温某某销售价每套床品430元的价格上每床加价500元，以每套930元的价格卖给入所教育支队。” 此约定是贪污罪的起点——双方共同将真实成本430元虚报为930元，产生95000元差价（190套×500元），该差价是“无实际交易对价”的虚假支出。

步骤二：确认“骗取对象”是单位公共财产而非供应商个人财产

法院指出，入所教育支队按照930元/套向温某某账户支付176700元，这笔资金属于国家财政拨款或单位自有资金。温某某提取10万元交给肖某，实质是将本应归单位所有的95000元差价（因虚增价格而多支付）转移给肖某。温某某并非自掏腰包行贿，而是配合肖某套取公款。

步骤三：区分“贪污数额”与“受贿数额”

判决书纠正了公诉机关将全部10万元计入贪污的错误，精准拆分：

贪污数额：95000元（虚开发票骗取国家财产）。
受贿数额：5000元（温某某额外给的好处费，超出差价部分）。法院明确：“这5000元应当计入受贿数额中，不应计入贪污数额中。”

三、辩护意见为何未被采纳：两个法律要点

1. “市场价可达千元”不改变骗取性质

辩护人主张商品市场价高，单位并未多付。但法院认定贪污罪的成立不取决于“商品是否物有所值”，而取决于“是否通过虚增成本手段使单位支付远超真实交易价的款项”。即使市场价确实高于930元，只要单位按约定价格付款，而真实成交价是430元，则多付的95000元即为被非法占有的公共财产。

2. “双方约定性质”不主导罪名

辩护人认为“事先约定加价”属于行受贿。但法院关注的是：该约定导致单位承担了不应承担的支出，且肖某实际取得了这笔支出中的95000元。当“约定”直接指向国家财产减少时，行为主体具有“骗取”而非单纯“收受”特征，符合《刑法》第382条贪污罪“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公共财物”的构成。

四、实务启示：采购类案件罪名分析的“三步法”

第一，看资金流向：单位多支付的资金最终流入何人账户？若流入供应商后又转给职务行为人，需判断“转给”是基于真实业务还是虚假交易。第二，看对价关系：行为人是否提供了与所得款项相当的服务或价值？肖某仅利用了采购决定权，未提供任何创造溢价的对价。第三，看被侵犯客体：若所得源于单位财产的无形损失，且行为人实际控制、处分了该损失金额，倾向于认定贪污；若为单位支付合理对价后，行为人单纯从供应商处收取个人好处，则构成受贿。

本案清楚展示了职务犯罪中“此罪与彼罪”的微妙分野。企业在合规管理中，应建立采购定价审批、付款与收货分离、定期审计监督等机制，防止“加价截留”变相成为贪污路径。对于类似法律风险，建议当事人及时咨询专业刑辩律师，对行为性质作出精准预判，避免因对罪名认知偏差而影响辩护策略。

作者：张瑞宏，上海中联（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6）新0105刑初21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