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收钱未办事：受贿罪与诈骗罪的认定路径解析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请托人财物，承诺为其谋取利益但最终未能实现，这种行为究竟构成受贿罪还是诈骗罪，常成为争议焦点。本文以（2015）青白刑初字第396号判决书为样本，深入剖析“收钱未办事”情形下的罪质认定，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判定路径与方法。

一、争议焦点：承诺谋利未果，是否具备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

判决书显示，被告人吴某（即吴某某）收受孔某（即孔某某）5万元现金，答应为其疏通关系从轻处罚，但仅部分履行（将其中3万元转交他人），剩余2万元用于个人开支。问题在于：若行为人根本不具备办事能力或主观上无办事意愿，仅虚构事实骗取财物，可能构成诈骗罪；若行为人确实利用职务便利尝试办事，则更倾向受贿罪。本案法院最终认定受贿罪，但其中细节值得深究。

二、分层解析：从判决书看类案判断步骤

（一）第一步：审查行为人是否具备职务便利或影响力

判决书载明：“被告人吴某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吴某某时任成都市安监局一处主任科员，并被借调至市安监局，其职权与孔某被查处的案件存在关联。因此，吴某某并非完全虚构身份或能力，而是具有真实职务影响力。

方法：判断行为时，需核实行为人是否存在对应的职权或能够调动的资源。若行为人纯属编造身份或虚构关系，则可能直接构成诈骗罪。

（二）第二步：分析行为人是否实际采取了谋利行为

判决书引述被告人供述：“实际上当时我还是一直在过问，想方设法帮他的忙，只是难度太大，没有帮上太大的忙。”同时，证人孔某某证言证实，在茶楼见面时，吴某某向邱局长（即邱修全）提出请求，并当场将2万元塞入邱局长口袋。这一行为表明，吴某某确实尝试利用其职务影响推动案件处理，而非单纯骗取财物。

方法：需通过客观证据（如通话记录、中间人证言、行贿经过）判断行为人是否采取了实质性行动。若行为人收钱后根本未有任何活动，或仅以“正在办”搪塞，则诈骗嫌疑升高。

（三）第三步：评估财物占有目的的合理性

判决书显示，吴某某收受的5万元中，3万元用于转送他人（其中2万元给邱修全，1万元以茶叶袋形式转交），剩余2万元用于“个人日常开支，主要用于治病”。法院在认定受贿罪时，并未因剩余款项未实际用于办事而否定受贿故意，因为受贿罪不要求行为人将全部贿赂用于请托事项。但若行为人将大部分款项挥霍，且无任何付出，则可能被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方法：计算行为人实际用于办事的金额比例、是否具备返还能力、是否有积极退赃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已退缴赃款42000元”，且存在部分款项转送的行为，削弱了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基础。

三、案件延伸：受贿罪与诈骗罪竞合的处理规则

从判决书可知，法院最终以受贿罪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一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公诉机关仅指控受贿罪，未提及诈骗。但在司法实践中，若行为人收钱后既未实际办事，也不打算办事，且虚构办事能力，则可能同时触犯两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故实务中需把握以下原则：

优先审查职务职权：若行为人具有相应职权且实际使用了该职权（无论结果如何），应定性为受贿罪。
注意主观故意证据：如行为人明知无法办到仍收取大额钱款，或收钱后立即失联，应重点审查诈骗故意。
罪数处理：若一行为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通常应以重罪论处，或按牵连犯处理。

四、结语：如何避免混淆，精准认定罪名

本案吴某的行为之所以未被定性为诈骗，关键在于其客观上有职务便利、主观上有办事意愿、行为上有实际付出。对于律师和司法人员而言，在代理或审理类似案件时，应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真实的职务或影响力？是否采取了为他人谋利的行动？是否积极沟通协调？财物是否部分用于请托事项？通过这三步法，方可准确界定“收钱未办事”的罪质。

作者：朱宁，四川篇章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5）青白刑初字第39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