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非法经营数额计算中成本扣除争议解析与辩护策略

在刑事辩护中，非法经营数额的准确认定是定罪量刑的关键，直接影响是否构成“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进而决定当事人的刑罚幅度。本文以（2019）新0104刑初502号判决为切入点，剖析辩护人提出的“数额中应扣除经营成本”的争议焦点，并结合司法实践提供具体辩护方法和步骤，助力刑辩律师精准发力。

一、案件争议焦点：非法经营数额能否扣除经营成本？

在（2019）新0104刑初502号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伟光、吕江玉、王超未经许可销售HEETS牌卷烟，经营数额共计134850元。辩护人提出：“关于非法经营数额中应扣除被告人支付给司机及快递的费用”。法院经审查，未予采纳该辩护意见。

判决书原文引用（姓名已模糊处理）：“对被告人刘伟光的辩护人提出非法经营数额中应扣除被告人支付给司机及快递的费用，经查，经乌鲁木齐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本案扣押的HEETS牌烟弹共计价值134850元，公诉机关以该鉴定价值作为非法经营数额并无不当，辩护人提出在该数额中应扣除被告人支付的司机和快递费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这一裁判观点揭示了非法经营数额计算的核心原则：数额以查获的商品价值为准，而非经营者的实际利润。辩护人若主张扣除成本，需另寻法律依据。

二、法律依据与裁判逻辑

（一）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非法经营数额按已销售或查获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计算，不扣除经营成本。本案中，鉴定意见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卷烟零售价格表”核定了烟弹价值，公诉机关直接引为经营数额，符合司法解释精神。

（二）辩护人观点为何被驳回？

辩护人混淆了“非法经营数额”与“违法所得”两个概念：

• 非法经营数额：反映社会危害性和交易规模，计价时包含商品全部价值，不扣成本。
• 违法所得：指扣除成本后的获利，用于计算罚金基数或退赔依据（《刑法》第225条罚金“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本案中，法院明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因为：

1. 司机及快递费属于经营成本，不影响非法经营行为对市场秩序的侵害程度；
2. 该批烟弹已全部查获，未实际销售，不存在“已实现利润”的扣除基础。

三、刑事辩护中此类争议的应对方法与步骤

方法一：精准定位“数额”的法律性质

辩护人应区分以下三种数额：

• 非法经营数额：按销售价或鉴定价计算，不可扣成本。
• 违法所得数额：需计算实际利润，可通过财务账册、聊天记录、收款记录等核定。
• 销售金额（仅针对已销售部分）：按实际收款计算。

操作步骤：

1. 调取案件全部记账、转账记录，区分已销售与未销售商品；
2. 对未销售部分，申请重新鉴定，核实鉴定基准价是否符合市场价；
3. 对已销售部分，核查收款账户，若存在退换货、折扣等，应主张扣除。

方法二：从“违法所得”角度另辟蹊径

若无法撼动非法经营数额，可转向“违法所得”的认定，争取降低罚金。

• 法律依据：《刑法》第225条规定罚金为“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 辩护策略：
  • 主张将实际支付给司机、快递员的费用认定为“必要成本”，从违法所得中扣除；
  • 提供工资、转账凭证、快递面单等证据（本案中，刘伟光辩护人虽未成功，但若举证充分，可影响罚金计算）。

案例参考：在其他非法经营案（如POS机套现）中，法院有时会参考“净收益”作为罚金计算基数。

方法三：援引“涉案财物未流入社会”减轻处罚

本案中，法院采纳了“涉案烟弹被及时查获”作为从轻情节（判决书原文：“涉案烟弹被及时查获，本院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可结合此点，强调社会危害性较小，请求适用缓刑或降低罚金。

四、延展与行动建议

非法经营数额计算争议，是辩护中“兵家必争之地”。律师不仅要熟悉司法解释，更要善于从证据中挖掘“成本”与“利润”的边界。建议：

1. 庭前准备：重点审查价格鉴定依据，若存在“零售价”高于实际销售价，申请重新鉴定。
2. 庭审质证：对起诉书认定数额，逐一核对账目，指出未扣除的“运输费、仓储费、工资”等合理成本。
3. 量刑协商：若数额无法降低，可提出“罚金以违法所得为基数”的量刑意见，并准备相关财务凭证。

最终提示：本案中，法院虽未支持成本扣除，但成功认定王超为从犯（判决原文：“被告人王超在本次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体现了辩护人多角度攻坚的重要性。建议律师综合运用“从犯”“自首”“未流入社会”等情节，实现整体辩护效果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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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瑞宏，上海中联（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9）新0104刑初5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