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共同受贿中主从犯认定的司法逻辑与实践要点

开篇点题

在贪污受贿案件中，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认定一直是控辩双方激烈交锋的核心争议焦点。如何准确界定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关系到量刑的轻重，更直接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本文以(2017)新0103刑初980号判决书为蓝本，深入剖析蔺某、韩某共同受贿案中主从犯认定的争议焦点，揭示法院裁量的司法逻辑，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分析路径。

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

2013年至2015年间，原乌鲁木齐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企业处处长蔺某，与韩某通谋，由韩某寻找需要申请政府扶持资金的企业，蔺某利用职务便利审批通过，二人共同收取企业“服务费”42万元，各分得21万元。

案件审理中，蔺某的辩护人主张“不宜区分主从犯”，理由是二人共同策划、分工明确；而韩某的辩护人则主张韩某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这一观点分歧，成为庭审中的核心争议。

法院认定标准与裁判理由

本院认为，被告人蔺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被告人韩某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告人蔺某利用职务便利审批政府扶持资金，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韩某负责联系企业并收取好处费，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

这一裁判结论的得出，基于以下三个层次的判断标准：

第一步：判断职务便利与犯罪行为的关联程度

蔺某作为乌鲁木齐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企业处处长，直接掌握政府扶持资金的审批权。判决书明确记载：“蔺皖新利用职务之便……为磐石钢材科技有限公司审批30万元政府扶持资金……为新疆福利精细化工厂审批40万元政府扶持资金……”每一个项目的审批，均依赖于蔺某的职权行使。这种职务便利是犯罪行为得以完成的前提条件，也因此成为认定主犯的核心要素。

第二步：分析各被告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功能定位

韩某的作用限于“对外找需要申请政府扶持资金的企业”（公诉机关指控）、“联系企业并收取好处费”（法院认定）。这种辅助性行为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便没有韩某，蔺某完全可以自己寻找企业或通过其他中介完成犯罪。法院由此认定韩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关于从犯的规定。

第三步：核查犯罪所得分配比例

判决书显示，蔺某、韩某各分得21万元，表面上看分配均等。但法院并未因“平分赃款”而否定主从犯的区分，其深层次逻辑在于：分配比例仅是量刑参考因素之一，不能对抗行为本质。蔺某的核心作用（审批权）与韩某的辅助作用（联系企业）具有质的区别，不能因结果均分而混淆作用主次。

量刑结果的实践意义

基于上述主从犯认定，法院最终判决：

• 蔺某（主犯）：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二十万元
• 韩某（从犯）：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罚金十万元

两个量刑结果的差异（实刑 vs 缓刑），充分体现了主从犯认定对刑罚执行方式的直接影响。主从犯的区分，不仅是法律评价的精准化，更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落实。

延展思考与行动建议

本案的争议焦点并非孤立现象。在司法实践中，类似“国家工作人员+外部人员”共同受贿的模式（如“国家工作人员+特定关系人”“国家工作人员+中介人”），主从犯认定常因以下因素产生分歧：

1. 作用大小与罪名性质的匹配：若外部人员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依赖程度低（如自行寻找行贿人、参与谋利环节），可能被认定为共同正犯而非从犯。
2. 赃款分配比例：虽然非决定性因素，但若外部人员分得明显过高比例（如超过70%），可能影响主从犯认定。
3. 意志自由度：若外部人员主动提议、策划犯罪，则可能提升其地位至主犯。

行动建议：

• 在辩护策略中，积极挖掘“外部人员在犯罪中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是否主导犯意产生”等细节证据。
• 在公诉审查中，关注“职务便利与行为贡献”的因果链条，避免将“收款行为”等同于“主要作用”。

主从犯的精准认定，需回归“行为实质贡献”与“刑法规范目的”的双重考量。本案的裁判逻辑，为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清晰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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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瑞宏，上海中联（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7）新0103刑初980号